河北：污染项目违法违规上马

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

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代表结构必须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中。

第二，人民是公意的主体。只有依凭这个公共人格，个人才脱离自然状态，获得政治上的意义。从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民主共和制三种政体形式中，可以抽取出代表的三种历史类型，它们分别是超越代表、二元代表和内在代表。在绝对君主制下，谁是代表者这个问题，并未成为争议的焦点，所争议的只是代表者是否真正完成了代表功能。[28]但是，在立宪君主制中，议会也会主张自己的代表地位，这种地位尤其表现为议会对于立宪和立法职能的参与。

[35]参见 Ernst-Wolfgang B?cken f?rde , Demokratie und Repr?sentation,1983，S.26. [36](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193。人们可以在两种方式上理解公意：一种是把公意理解为已经存在。[⑧] 这种意义的公德界定，既排除了某种道德理想，也突出了社会场域，并将不得为作为其核心内容。

为了克服这一条件性，使正义具有自律的外表，社会必须诉诸法律。对于前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注定了有公德的中国人必定是守法的中国人，但是作一个有公德的中国人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期待他人对相关道德规范的信守。在知性上，中国人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自主、个人责任和理性选择之类的内容并不陌生，但在实际行为中，依然以各种关系（当然主要指与有权有钱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建立和维护作为行为目标实现的主要资源。可问题是，中国的法律要规制中国人的行为，所以，只有中国法律制度的设计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相契合，中国法律才可能具有良好的实效。

由此而观，公德水平与法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中国法律的实效才能具备可靠的规则条件和社会基础。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法律严苛，还是公德孕育，都不宜单线突进，这样就需要两者彼此协调进而共同发挥对法律实效的护持作用。公德的这个特色更进一步彰显了它的不作为性，公德并不要求个人的特殊贡献或牺牲，它通常只意谓着对社会成员遵守与公共秩序有关的法规的期望。对于这种行为取向，法律既需顺应，又要规制，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实效渐进增长。就公德的学理内涵来说，陈弱水博士重点强调了两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公德大多用来指称不作为或消极性（negative）的公民行为。

[②]而就中国大陆来说，尽管权利观念几经变化，但最终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权利内涵。事实上，在公德意识缺失的情形之下，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为了实现各种行为目标，便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行为资源和采取各种行为策略。如果宪法规定的普世理念已经和世界基本接轨，那么这些规定部分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而未必获得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经由这样的转换，法律的科学设计和严格执行就成为了法律实效存续的前提和轴心。

因此，在生活论证中就需要将情理法三者动态地结合起来，但结合的轴心既不是情也不是法，而应是理。针对权利（通俗地说就是钱）和权力（通俗地说就是权），需要编织严密的法网，力争对这两项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做出细密、严格的规定。

[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目标首先是物质主义导向，核心内容在于权势和金钱。换句话说，如果法律上的不得为常态化为生活中的任意为，那么，法律实效就会荡然无存。

[④] 这样的行为目标、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取向。[11] 官文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改造——明治时代的风俗改造、公德建立和公民教育》，第103页。  二、法律严苛：法律实效存续的基本前提和强力支撑 公生廉（明）、廉生威作为中国官场箴言，或许人人皆知。严苛的法律本身就蕴含了威的因子，同时这种威也来自于如下两个基本认知：其一，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已经包含了人人皆恶或人人皆私的人性假定[⑥]。对于严刑峻法的内涵，重罚和生命刑当然是其应有之义，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对资格的限制甚至剥夺。法律的强制手段迫使人们遵守正义规范，不论他们是否情愿。

所以，当公德中的不得为或有所守同严苛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通或一致，法律实效的两根柱石就已经树立起来，法律实效的渐进增长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很幸运的是当时日本各界在对于新时代建立一个近代公德社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实现了各界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当时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在此后汇集成的《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国人社会风尚》一书上欣然作序，无疑这是日本近代以来‘人自身近代化转型成功的关键。

这样，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首先必须设置严密的财产权制度，确保中国人的财产安全。当这种意义上的守法形成了习惯，守法的中国人就和有公德的中国人在行为取向上形成了表象或外观上的一致，法律和公德就能够共同地维护着社会生活中的正义局面。

由此，法律严苛所针对的并不是行为目标本身，而是要严密监控实现目标的行为手段。[③]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⑧]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当然，徒法不足自行，这种严苛的法律若获得常态化的实效，还需要中国人道德观念的转变和配合，从而消除法律严苛的直观印象和对抗性的心理感受。学者基于对法治的期盼和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化实施的渴求，针对法律实效问题生产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也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对策主张。  注释: [①] 张千帆：《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因此，直到现在，一般中国人并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想在一起，而多把社会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的天地。何为公？遵从宪法和法律即为公。

[⑦]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

为了更深入地解释守法的中国人和有公德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依关系，慈继伟博士的相应哲学讨论启发意义甚大，值得引用： 既然正义秉性的特征是他律，它就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导致正义的行为。在公德育成的社会改造中，社会对政府特别是文部大臣、内务大臣的期待，说明这一改造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同时期待市民和经济界的参与，更表明这一社会改造是全民的事。

就法律严苛而论，严苛的立法内容需要受其约束的中国人做出心甘情愿地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自愿性则需要以普遍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共识作为基础。相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目标来说，立法者不要心存改变物质主义和结果主义导向目标的愿望或企图，而只能顺应它、承认它和保障它。所谓策略，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在使用资源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与方法。  摘要:  中国制定法实效低下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资源，主要是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可资利用的各种力量、机会与对比参照对象。在论证中，情理法这三个因素的各自恰当位置不可能在一个（些）案件或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得到理想化地确定和安放，相应的哲理论证也不会在短期内取得共识性的成果，所以，这样的生活论证和哲理论证注定要在中国人的生命之河中面向未来缓慢、艰难地展开。

由此，如果对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不加以准确的解说和深入的探讨，是否既会使法律制度的设计或改进失去根本的理据，也会使取经缺少明确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关于中国人行为取向的解释，既是中国法律制度设计或改进及实施的前提和准据，也是取法他国的方向和标准。[⑨] 林来梵：《文人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

最终，借着市民文化取代贵族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契机，德意志美德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美德体系。结合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向曾和我们中国人的行为特点类似或相像的国族学习。